[vi]汪进元、陈乓：《权利限制的立宪模式之比较》，《法学评论》2005年第5期，第13页。

长期以来，学术界更多强调对行政权的限制，通过控制行政权来保障权利，建设法治国家。通过对不同国家机关作用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国合宪性审查的深入推进。

5、《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454页。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原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明确其职能包括推进合宪性审查。（二）合宪性审查的功能定位 日本有学者认为作为宪法的保障制度而起到最为重要之作用的，便是违宪审查制度。如此，也有利于促使研究从立法论向解释论转向，实现研究方法的多样性。61前注60，习近平文，第2版。

这一条款相对而言较为全面地规定了我国备案审查的提请主体，但其运行效果不佳。宪法司法化以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为前提，这和我国的立宪理念不符。监督是法定‘权力，而支持不是法定‘义务。

国家的行政、审判、检察机关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的监督。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解决跨区域执法难题、分享执法经验，此为利他。[18]详见林彦：《执法检查的政策功能》，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2期。如前文所述，监督绩效观还有可能进一步强化执法检查的制度刚性。

[55]监督绩效观也并非凭空而来，其也是对民主压力的一种回应。我们的国家体制是各有职权、井井有条的。

这些论者并不拘泥于行为法的规范，而更侧重于从人大的组织地位出发思考监督权的定位。其二，是针对法院个案监督的可行性。这一功能嵌入本质上反映了政党制度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影响，也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体现。[61]张春生：《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几个问题》，载《中国人大》2004年第19期。

这些主张中不乏突破相关组织法和监督法规范的监督形式，也试图将刚性更强的监督功能嵌入执法检查之中。换言之，在常委会看来，其他机关也要不断适应执法检查的存在及成长。[64]滕修福：《过于强调支持监督易缺位》，载《浙江人大》2014年第8期。[78]参见林彦：《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结构》，载《法学家》2018年第5期。

[36]不要越权则防范监督过度和失范。事实上，即便是被视为最为稳妥的执法检查在实践中也无法避免与一府两院的组织地位及法定职权产生张力，而这种张力恰恰是其他监督方式未能被监督法所确认的主要原因。

[35]显然，该原则源自宪法对人大的职责定位。然而，面对执法检查，立法嵌入理论也明显存在力有不逮之处。

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不能怠于行使该项职能，否则有违民主原则并将面临全国人大的问责。[7]此后，历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不约而同地将其作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权力，持之以恒地加以实践，从而不断巩固其难以轻易撼动的权威。这种履职方式在现实中颇为常见，广泛存在于各种国家机关的实践之中。他强调，尽管政协的民主监督也包括对宪法、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但其不具国家权力的性质，没有法律效力，它主要是通过提批评建议的形式发挥监督作用的。例如，有学者发现，全国人大财经委在协助全国人大行使预算监督权的过程中，已不再局限于程序性、形式化的监督，而是可以对国务院提交的预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进行实质性审查，并影响国务院的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执法检查在相对宽松且富有弹性的制度生态下所达成的功能整合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的解释框架。

[21]例如，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新年工作安排中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部署，加强调查研究，坚持能动司法，妥善审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中发生的各类案件，及时提出司法建议，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在早期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曾与其监督对象——国务院共同组织执法检查，以寻求后者的支持。

[32]杨景宇先生归纳出以下三大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处理好加强人大监督与坚持党的领导的关系坚持依法行使职权，处理好加强人大监督与支持政府和法院、检察院依法行使职权的关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集体行使权力、集体决定问题，把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人大监督工作的重点。宪法赋予国务院双重身份，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4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09年），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9年第三号。而监督绩效观则侧重以分的态度突破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的组织法区隔，通过彰显人大的组织优位在政策和行为两个面向手把手地规训、形塑其所期待的一府两院（如保证国家机器按照人民的意志和需要运转[76]之类的观点）。

例如，常委会也要接受执政党的组织领导，并通过内部党组传导、执行执政党最新政策。进入专题： 人大执法检查权 。[66]同时，学界对监督权的强化也怀有更高的期待。二、功能整合及其制度成因 （一）功能整合的两种形态：嵌入与溢出 事实上，实践对执法检查功能的塑造与改造超乎我们的想象，而功能整合也蕴含着常委会与其他重要机关和组织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同时，监督效果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被监督者的主动配合和纠错，即便在跟踪监督的场合也是如此。当然，监督法进一步规定，针对一府两院的反馈报告，必要时可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常委会审议该报告或通过组织跟踪检查加大监督的强度。

人大要严格依法办事，既不能失职，也不能越权。正确有效的监督应该是以发现问题为切入点，以推动问题解决为最终目的，这体现了监督与支持之间的逻辑关系。

）2017年，常委会就《固体废物法》执法检查报告开展专题询问。这些互动也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合作型的央地关系模式。

[2]Kevin O'Brien, Chinese People's Congresses and Legislative Embeddedness: Understanding Early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27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80-107(1994). [3]YOUNG NAM CHO,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CHINA: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chapter 3(2009). [4]详见林彦：《从自我创设，到政治惯例，到法定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权的确立过程》，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3期。一、立法嵌入理论的局限性 在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恢复工作初期组织建设的过程中，欧博文（Kevin OBrien）教授提出了立法嵌入理论（legislative embeddedness），即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将其自身嵌入到执政党的组织之中以及与强大的行政系统开展合作并寻求其支持，从而实现权力的成长和拓展。申言之，将执法检查与质询、特别问题调查等监督措施相结合并非完全不妥，关键是这种刚性功能的嵌入应当既符合监督法对刚性监督措施启动要件等的规范要求，同时依然恪守宪法和组织法为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所设置的界限。[59]程湘清：《人大监督制度和监督工作中的若干问题》，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5期。

相较于制度史，执法检查功能整合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更是立法嵌入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同时，人大监督应包括督促和处置两方面，后者则包括对违宪违法或其他不适的行为实施纠正和制裁。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监督工作的规划构想鲜明地体现这一变化。这可能也是立法者所始料未及的。

动摇了人大监督权，就是动摇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完善人大工作机制，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提出了明确要求。